1隐私政策不仅是网络服务者履行关于信息处理的告知义务的规范载体，还是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行为时的对象。

西方以人权为借口独断专行的表现还包括，出于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经济主导利益的目的，将不服从西方指挥的国家称作独裁国家，指责其侵犯人权，并且应该为此受到军事制裁或经济封锁。人权不仅仅包括公民权利，实现仅局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自然人权的做法过分简化了人权本身的含义。

孟子的思想或许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代中国，仁政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升华。除中东地区外，美国及其盟友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还体现在他们对古巴和朝鲜政府实施的制裁与禁运上。人类不可能独自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善的意识，也就是把其他具有生物属性的人视作自己的同类。全人类包容与和平的经济发展才是最基本的人权。

人性与人权的理念都源自这种人心。中国如期在2020年底实现了新时期的减贫目标，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世界借鉴。[2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第67条。

[5]若行政复议机关对上述问题进行审查，必定会受到民事法律规范如何适用等问题的困扰。1.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性争议。2.撤销、解除行政协议事由。（三）双阶审查方式无论是行政机关单方作出变更、解除的行政行为，还是相对人就行政协议履行、撤销、变更、解除等发生争议，它们都以存在一个行政协议为前提，而该行政协议是否成立、生效、违法或者无效的判断，都直接影响上述行为、争议的解决方案。

行政协议相对人针对与行政协议有关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只有在通过了协议关系审查之后才能进入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合约性审查。[10]《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参见耿宝建、殷勤：《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行政案件的审理理念》，《法律适用》2018年第11期，第133页。而在民法上，司法机关判断显失公平则需要满足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与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两个条件。如经审查，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决定违法时，不能直接或者单独作出承担继续履行责任决定。在此种情形下，行政复议应当作出撤销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决定，并作出令行政机关承担继续履行责任决定。

行政协议订立之后，若申请人认为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的，司法机关可参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赋予申请人以撤销权。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是认可行政机关有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行使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权利的，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中也可以参照适用该规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也作了否定性回应。从性质上讲，行政机关作出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决定也是一种违约行为，因此，必要时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作出令行政主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责任的决定。

（2）行政协议是否生效。如果行政机关以民事行为方式不履行行政协议，那就涉及形成权是否成立的复议审查问题。

如果申请人认为行政协议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条规定源于《行政诉讼法》第78条，而《行政诉讼法》第78条则借鉴了《合同法》（已废止）第107条的规定。

[14]郭雪、杨科雄：《行政协议判例精解与实务指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345页。基于行政机关违约应当承担补救措施责任，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根据行政机关违约所产生的后果及时作出令行政机关承担采取补救措施责任的决定，以减少申请人的权益损失。依据该判决，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的案件时，首先要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此外，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废止了这一司法解释，但该司法解释对行政协议未能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行政协议案件中尤其不能用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逃避协议义务、破坏相对方合法正当信赖利益的‘护身符。我国行政协议虽已经实证法确认，但仍面临大量实体规则‘无法可依的局面，仅依靠行政法基本原则、有限的单行法律法规和地方行政程序立法，无法妥适地应对诉讼中行政协议效力、履行、责任等核心问题的规则需求。

《修订草案》关于行政复议决定方式的规定与其规定的行政协议受案范围情形是相对应的，它在《修订草案》框架体系内是自洽的。在行政协议复议中，行政协议的协议性决定了《修订草案》规定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不能简单适用于行政协议审理，但《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具有可参照适用性。

即使复议机关作出被申请人承担依法订立协议的决定，也需要以审查订立行政协议是否有效等为前提。行政复议机关是否有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限，也需要《修订草案》明确作出规定。

这两种情形体现了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就法与行政协议的约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法被写入行政协议条款，与约重合。

当然，行政复议机关如果认定行政主体承担继续履行协议责任的内容已经确定，行政机关没有裁量空间的，可以作出具有实体内容的行政机关承担继续履行协议责任的决定。它们的一个共性是行政协议的协议性。如王某某诉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房屋搬迁协议案确立的判断标准，可以为行政复议机关参考。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行政程序法第149条规定：行政契约，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法相关规定。

[27]黄吉明：《行政协议有效性的司法审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67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经过其他机关批准等程序后生效的行政协议，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协议未生效。

上述（1）是《行政协议若干规定》规定的行政协议可诉情形之一。《修订草案》否定了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的复函，而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协议履行，本质上是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义务人对权利人请求权的一种抗辩事实，如果义务人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行政协议的义务，那么，即可对抗权利人提出的请求。（一）法定的决定方式1.承担依法订立协议的责任。

基于此，下列行政协议争议可以列入行政复议范围：1.行政协议生效与否。依据《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第14条，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人民法院可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修订草案》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行政复议机关可能会带来不小挑战。以下，本文先讨论上述五种法定行政复议决定方式的适用，然后再讨论需要增加的决定方式及其适用。

如果我们不考虑农业承包合同性质的话，那么从中解释出行政协议已经被纳入行政复议范围之结论也并非妄言。此规定可以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复议的依据。

（一）审查基准1.合法性审查。如在行政诉讼中，行政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是行政审判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协议的有效性审查，是确定行政协议的履行和责任、监督行政机关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能托起整个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基础性审查规则……。

据此，若行政机关的行政协议行为是基于行政法律规范作出的，还需要承担适当性举证责任。[19]赵德关：《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审查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30页。